我在工地和泥，女包工头走过来：你力气这么大 跟我走吧

工地上的玉兰花

钢筋水泥的丛林里，我正弯腰和泥。铁锹插进黄沙，翻搅，加水，再翻搅。三十二度的太阳烤着后颈，汗顺着脊梁淌成小河。十年前刚来工地时还觉得累，现在肌肉记住了每个动作，反而像某种修行。

“哎，你——”

我抬头，满手泥浆。一个女人站在搅拌机旁边，安全帽压着短发，工装裤膝盖处磨得发白。工地上不是没见过女工，但包工头是女人的，这是头一回。

“你力气这么大，跟我走吧。”

身后几个工友同时直起腰，那眼神我认得——当年我二十多岁的时候也这么看别人。起哄的、羡慕的、酸溜溜的，什么都有。老周吹了声口哨，被水泥车轰鸣盖过去大半。

她没笑，认真地指着我刚和好的那摊泥：“这料和得匀，筋道。我那边缺个带班的，工钱翻番，管午饭。”

我愣了两秒，忽然想起冰箱里那半瓶腐乳。

“行。”

就这么简单。

后来知道她姓陈，四十二，离过两次婚，带着个上高中的女儿。工地上男人们背后叫她“铁娘子”，当面却都乖乖喊“陈姐”。第一天跟她干活就领教了厉害——脚手架上一根钢管绑得松了半寸，她当场把负责的小伙子骂得抬不起头。但午饭时她把自己那份红烧肉分给力气小的新来的，一声不吭。

我渐渐发现，她的狠和柔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。就像我们搅拌的水泥，看着粗粝，凝固了却能撑起几十层楼。

有天傍晚收工，工人们都走了，她坐在一堆砖头上抽烟。夕阳把她影子拉得很长，那影子搭在钢筋堆上，像靠在谁肩上似的。

“你一个人？”她问。

“嗯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她弹弹烟灰，“但一个人惯了，反倒怕两个人。”

我没接话。风从楼板的空洞里穿过来，呜呜地响，像某种古老的乐器。远处塔吊的灯光次第亮起来，把暮色戳出一个个小洞。

那个周末，我破天荒没去公园。她女儿要高考模拟考，她请我帮着搬几箱复习资料。我们三个人在她家吃了顿饭，她炒的土豆丝切得跟火柴棍一样匀。她女儿偷偷问我：“叔，你也是一个人啊？”我说是啊。小姑娘眼睛弯起来：“那挺好，我妈做饭可好吃了，以后你常来。”

从她家出来，月亮挂在两栋楼之间，像谁晾的一块白手帕。我忽然想起母亲那句话——“要求别太高”。其实哪有什么要求，不过是等一个能看懂你“力气”的人。有人看见力气是劳动力，有人看见力气是安全感，而她那天在工地上喊住我，可能两者都有。

现在我还是在工地和泥，只不过旁边多了一双手。有时候她走过来，不说什么，帮我把铁锹扶正。水泥沾在她手背上，我们谁也没擦。

四十五岁这年，我学会了一件事：玉兰不一定都长在公园里。工地的角落也有，开起来照样白得像雪。当香气混着水泥的味道飘过来时，我知道春天真的来了。